【秘密书架】书中横卧着整个未来的灵魂

作者:王晓渔

来源:南方周末

王晓渔

王晓渔。 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近代很多知识人误把法家当法治,埋下20世纪悲剧的种子。时至今日,不管台面上打的牌是马基雅维利、施密特,还是丧家犬、董仲舒、周树人、通三统,台下晃动的大都是法家身影。

刚进大学不久,听说商务印书馆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很好,去图书馆借了一堆,诸如费希特《全部知识学的基础》之类,怎么也读不懂,一无所获。这些书籍的价值毋庸置疑,却难以成为我的入门读物。人与书的相遇,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。再经典的书,也会读来索然无味;有些书平淡无奇,在特别的时刻读到却会受到巨大的触动。这种意外,我时常碰到。摆在“秘密书架”上的正是那些意外的书,它们可能并非经典,对自己却有着特别的意味。在这篇文章里,我也尽可能地略过那些人尽皆知的典籍,比如《孟子》或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。

“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”,据说这是卡莱尔说过的。可是,书中不仅横卧着过去的灵魂,也隐藏着未来的灵魂;不仅横卧着作者的灵魂,也隐藏着读者的灵魂。

与同龄朋友们交流阅读经历,几乎都是从大学才开始自主选择地阅读,此前总是无暇读书或者无书可读。我在淮河北面的一座县城长大,当地的图书馆形同虚设,新华书店的新书屈指可数,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,读的时候偷偷摸摸,像地下工作者。中国的书勉强能够找到一些,外国翻译进来的就很困难了,除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牛虻》,即使像《红与黑》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名著,也难以找到,全本的安徒生童话我是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。那时能够遇到的主要是连环画、评书、辞典、文选、报纸和杂志,不是我选择书,是我被书选择。我最初读到《南方周末》是在1990年代初,最初知道司马南也是因为这份报纸经常刊登他的文章。无书可读的结果是读到什么就背什么,背过几百首诗词,包括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所有诗词。

很偶然的在书摊上买到一本《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》(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0年),主编是九叶派诗人唐祈。同时还有一本《新诗鉴赏辞典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,1991年),主编是写下“向前、向前、向前,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的公木。后来备受推崇的穆旦,就是那个时候读到的,不过当时我还读不出其中的好,经常把他与穆木天混在一起。两本辞典有不少重合,有趣之处在于差别,《新诗鉴赏辞典》的很多诗虽然第一次读,却太过熟悉,太容易懂,很难再去翻上第二遍。倒是《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》里一些怪怪的不知所云的诗,有着迷人的晦涩,让我反反复复地读,感到很好奇,为什么有人这样组词造句。最难得的是,这本辞典收入了大约十位六零后诗人的作品,当时他们不过二十七八岁,王寅的《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》,很有画面感,我读后就记住了,虽然还是不太懂。

中学是一个人的趣味、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逐渐成形的时期,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精神成长期,中学生却只能被“填鸭”。我经常生产生异想天开的想法,如果中学缩短至三年,大学改为七年,或许会好上很多。每次回想中学,虽然遗憾那时接触到的书太少,但也会庆幸没有遇到衡水中学让人闻风丧胆的军营式管理。尤其到了高三,我三天两头地逃课,宅在家里看书,做着文学青年的梦。这种不计后果只按兴趣做事的风格,对我影响至深,至今“恶习”难改。

大学时期的阅读,胡河清的《灵地的缅想》(学林出版社,1994年)是无法略过的。当时胡河清自杀不久,我所在的学校是他本科的母校,图书馆里的借阅卡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签名。一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老师,向我们这些学生推荐了胡河清的著作。《灵地的缅想》改变了我对文学评论的偏见,此前总认为评论寄生于作品之上,是低人一等的,但是胡河清赋予评论以独自生长的魅力。他的评论常常比评论对象好看,有些段落在原作里一点也不显山露水,被他拈出,却意味深长了。

那篇如果不是因为作者去世可能被严重删节的长序,仿佛一份午夜的遗书,胡河清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:“文学对于我来说,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,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。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,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,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。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,听潺潺远去的江声,遐想人生的神秘。”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,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文字的感召。

2000年前后,网络进入我的日常生活,我正在读研究生。在一个匮乏思想交流的地方,网络成为我的精神飞地。我在“思想的境界”读到《哈韦尔文集》,当时正处于对文学有些不满的时候。文学无法(有时也不必)直接面对社会问题,但是文学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无法回避那些社会问题。有时,在美学趣味上颇为挑剔的读者,面对社会问题可能是一无所知的,却因为美学的自负而拥有面对一切问题的自负。大学时代,我曾经一边被先锋文学吸引,一边被《中国可以说不》打动,在宿舍的床上听到电台里播放《中国可以说不》,深以为然,认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。有些奇怪的是,我事后却没有去找这本书,至今也没有完整看过。

面对现实中的无聊、琐碎和虚无,如果没有精神需求,会遁入犬儒,如果有些精神需求,又很容易委身于灼热的宏大概念。哈韦尔是一名荒诞派剧作家,他认识到日常生活比剧院的舞台更加荒诞,开始公开表达不同意见,开启与主流文化保持疏离的平行文化。这种文化表达反对,但不以反对为唯一目的,有着自己的趣味和价值,避免成为反对对象的复制品。哈韦尔习惯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开始思考,比如通过水果蔬菜商店里人们熟视无睹的标语,分析熟视无睹和“生活在谎言中”的关系。谎言的日常化和普遍化,使公众认为何为真实已经不再重要,但是哈韦尔坚持认为,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。

创造平行文化,与参与公共生活密不可分。阿伦特最初的兴趣是小说、诗歌和哲学,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,随着反犹的兴起和智识上的反思,她意识到参与政治的必要。阿伦特试图为“政治”正本清源,恢复政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。她强调政治不应被等同于权力斗争,应通往开放的公共生活。把政治等同为权力斗争,会产生两种结果,一种是参与权力斗争,一种是远离权力斗争,这都是极权政治所期待的——狂热的积极分子和冷漠的袖手旁观者,是谎言得以盛行的条件。

在找到阿伦特的所有中文译本和部分英文著作之前,我先是读到阿洛伊斯·普林茨的《爱这个世界:阿伦特传》(焦洱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1年)。这本传记不算经典,讲述阿伦特的生平多于思想,现在重读已经不再有当初的欣喜,却是我接近阿伦特的一座桥梁。阿伦特对“极权主义的起源”的论述,对“平庸的恶”的发现,对劳动、工作、行动的区分,回应了我的很多困惑,我喜欢这种具有对话感的阅读体验。阿伦特是犹太人,对犹太复国主义抱有同情之理解,但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一样,会带来灾难。她没有把苦难和不幸神圣化,而是批评不加节制的同情会唤起暴力,指向一个奇怪的悖论:“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准备滥杀无辜”。这些必要的提醒,帮我走出文学青年常有的“悲情叙事”。以赛亚·伯林对阿伦特不以为然,痛斥“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‘文人’”,这没有妨碍我一边阅读阿伦特,一边搜集伯林的中文译著,认同他对多元观念的坚持,喜欢他自陈“我总是生活在表层”,拒绝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的深刻。

初读布罗茨基的《文明的孩子》(刘文飞译,中央编译出版社,1999年),是在假期返乡的绿皮车厢里。我对读书的环境一向挑剔,那次在喧嚣的车厢里翻开《文明的孩子》,却毫无障碍地进入书中的世界。布罗茨基因为撰写那些不够积极向上的诗歌,在苏联被视为不务正业者,一度被流放,后来又离开苏联,从流放者成为流亡者。布罗茨基对诗歌技术的精细解读,以及他呈现的诗与政治的关系,都让我折服。布罗茨基注重音节、音步、韵脚、诗体、重音、辅音等技术细节,但他同样注重诗与灵魂的关系。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述更是让人难忘,“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,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”。爱尔兰诗人希尼谈论过相似的话题,他说: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诗的功效为零……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拦坦克。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,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。”那本《希尼诗文集》(吴德安等译,作家出版社,2001)现在似乎被炒到一二十倍的价钱,一点也不逊色于这十余年的房价。《巴赫金文论选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年)和卡尔维诺的著作,也是我反复阅读的书。巴赫金的“狂欢”和卡尔维诺的“轻逸”,对我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,更是校正了我有时过于严肃以至于拘谨的生活态度。

在25岁之前,我遇到这些书和这些人。我读书一向随兴所至,漫无边际,缺少条理和系统,但是后来发现,那些书与书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。我被翠绿的树冠吸引,树与树之间相隔很远,地面之下盘根错节。布罗茨基和伯林惺惺相惜,希尼对布罗茨基有着高度评价。也有相反的事情,伯林讲到阿伦特怒不可遏,布罗茨基和哈韦尔之间发生过论战,这没有关系,差异本身就是魅力。

这些年,读过的经典越来越多,让自己特别触动的书越来越少,很多书虽有认同,却很难再有震动。《商君书》让我感受到久违的“文化震惊”,尽管它谈到的观念我一点也不陌生。谈论中国传统,无论是文化、思想还是历史、政治,最需要了解的可能不是其他,是法家。这样说不意味着我如何认同《商君书》,恰恰相反,我几乎每一句话都不认同。《商君书》主要讨论如何“强国”,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,“国家崛起”与“中央集权”乃至“君主集权”是一体的。《商君书》明确表示,欲要“强国”,先要“弱民”,“富国强兵”与“国强民弱”互为表里。在法家那里,打击豪强不等于人人平等,只是意味着君权独大,人人平等地接受奴役;重视农业的目的是打击商业,使得民众维持在温饱阶段,在“耕战”中度过一生;执法必严与法治毫无关系,法治之法本身需要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,法家之法只是把君主的观念认定为法律。法表法里很难持续,通常二世而亡。到了汉武帝之后,法家的利刃裹上儒家的糖衣,就无坚不摧了。到了近代,很多知识人误把法家当法治,埋下20世纪悲剧的种子。时至今日,不管台面上打的牌是马基雅维利、施密特,还是丧家犬、董仲舒、周树人、通三统,台下晃动的大都是法家身影。法家是无师自通的技艺,流淌在国人的血液中。

很多人把《商君书》当做“秘密书架”,包括1970年代批儒崇法的那位先生,当下思想界的中坚人物多半是在那时度过了青年时代。一本完全无法认同的书,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激荡,这又是一件有趣的事。只有在读到这一本时,我不会感慨,如果能早点读到,该有多好。我很少推荐《商君书》,因为它太有魅力,很容易让人无法自拔。正如本文开篇所说,人与书的相遇,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。

转载自: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1006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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